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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高论(090312)
更新日期:2009-03-24 08:06  

评审:周虎城 青岩 网易评论

No.1 警惕中国式金融危机

《南方都市报》,3月10日,作者:吴向宏

(原文摘录)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有很大区别。那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高度受控,甚至是依附于政府。

比如,中国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体,外贸依存度高达70%-80%,按常理应当会和国际金融环境非常紧密的联动才对,但为什么就能岿然不动呢?原因就在于中国通过政府对利率、汇率等主要金融变量的严格控制,通过对资金跨境流动的严格管制,人为地挡住了金融海啸。形象地说,中国政府就像抗灾前线的战士一样,亲自跳下水,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背后的国内金融机构。因此,中国政府自身实际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比较中美的做法,美国是让金融体系尽可能独立于政府,市场化运作,但是出了大问题之后,政府还是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代价不小。中国呢,政府成为担负无限责任的埋单者,这样固然可以大大提高金融体系抵抗冲击的能力,但也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假若中国这种体系出了问题,那就连个收拾残局的人都没有了。

因此,中国的金融问题和财政问题是直接关联的。只要中国的财政还能健康稳定下去,金融体系就一定能稳住。反过来说,假若发生中国式金融危机,就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表现为“纯粹金融”的危机,而会表现为财政和金融体系互相拖累的一种恶性困境。

【推荐理由】有一句话,叫作透过现象看本质。本文显然是对此前有政府高官声言“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所做的一个注脚。别人的危机和我们的危机并不是一样的危机。我们不能因此只看见别人的短处,忽略别人的长处,然后炫耀自己所认为的自己的长处,有意忽略自己的短处。这样的思路,终归会出大问题。

No.2 集体性“公权私用”才是最大的腐败

《东方早报》,3月5日,作者:童大焕

(原文摘录)在各种形式的腐败中,危害最大、最严重的腐败,往往不在个人的贪污受贿,而是一种机制性的权力私有化,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失控。某些财政支出、权力受不受公民的监督与制约、行政垄断大行其道,都是权力私有化的部分表征。这个“私有化”,既可以是个人所有,更多的是小集体所有、部门和单位所有,“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而这样的权力私有,往往是难以追究的。因此,其权力行使过程中,往往更加的理直气壮,更加的肆无忌惮。因此,即使在经济这么困难、失业这么严重的当下,我们还是没有看见医疗、教育、金融、能源等高端服务业打破垄断降低门槛以扩大就业的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权力的内部制约和外部制约双重失效,腐败将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推荐理由】点出“集体性”这三个字,就把问题拔高到体制机制层次,直指核心。这样的归纳可能会让某些特权的人后背冒冷汗的。诸如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哪一个不是打着合法的外衣?其实,集体性“公权私用”也不是什么新课题。新的不在于腐败的本质,而在腐败的形式,腐败者越来越懂得通过“合法性”来保护腐败,比如立法赋予权力以利益。一方面这说明官员们的法治意识增强了,一方面则说明立法、司法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免得被腐败利益集团“操之我手”,贻害无穷。

No.3 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

《羊城晚报》,3月9日,作者:毕诗成

(原文摘录)“个税起征点近几年不会上调”,“印花税已经没有继续下降的空间”。很可惜,这番话不是廖晓军以财政部副部长身份接受质询时的表态,而是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在两会上接受采访时所说。

在代议体制中,民意代表与政府官员截然分开最好,但现在既然基于现实有一批“官员代表”、“官员委员”,那么两会召开之时,双重角色集于一身,就必须有所区隔。为什么要隆重地开两会?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让几千名代表委员“代表”他们身后的选民与界别,充分讨论国计民生,全面博弈,最后凝聚成共识,形成政策。现在讨论甚至还没完全展开,官员就作出毫无商榷余地的表态,这大大扭曲了参政议政的程序。

财政部官员乱表态的一幕让人怀疑:两会内外的很多“民意”,在多大程度上被认真听取?有没有一些部门仍然摆不正位置,充满权力的傲慢,只相信自己的脑门,不相信公众的嘴巴,不管代表委员怎么呼吁,人家爱怎么想还怎么想,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延伸开来,即便更多的部门官员没有跳出来“戗民意”,但在民意面前岿然不动,令很多事情长期搁置不前,不同样也是将民意当花瓶来摆设吗?

【推荐理由】看来,有的官员潜意识里还真把两会当成了橡皮图章。身份错位只是表象,更深刻的恐怕是我们的官员更看重的是行政权力,而非代表人民议政的权力,它多少折射了民意在中国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尴尬。但即便如此,我们的代表委员更需发奋图强。文章的一连串反问比较有力。

No.4 中国经济的远虑与近忧

网易,3月9日,作者:邹恒甫

(原文摘录)对于中国来说,徘徊于廉价劳工模式的外向型经济的潜力已释放殆尽,低技术经济发展模式已到末路。

中国经济增长的远虑:1.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比例失衡、城乡经济的分割与失调、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矛盾。2.社保和医疗制度不健全。教育、医疗、社保等投入明显不足,与先进国家差距巨大。3.制度失衡。过于追求对物质财富的控制,比如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让政府权力运作偏离了常态政府的合理职能,使得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出现制度性失衡,政策上“亲商”,牺牲了民众福利和生态环境,牺牲了平等。4.道德危机,比如三鹿事件后民众对中国企业的不信任,其他行业也或多或少存在。

近忧:面对经济危机需构建经济正义。一是经济增长要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上来,不能再继续依靠剥削劳工了。必须改变我们目前的经济模型,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迫切需要解决公平分配和社会保障的问题,经济增长应实现藏富于民。

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放缓,可能正是中国在经济上加大建设和谐社会的机会,只要构建了经济正义,中国就可在危机中走向长远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推荐理由】这是经济学家邹恒甫对目前中国经济的诊断报告。读者可以据此对我们所处的经济现实有更全面的了解。看看我们前20年的飞速增长,究竟埋下了哪些忧患。我想,即使是外行人士也能大致判断,中国之疾距膏肓还远,但入腠理已深,时下或许正是治疗的良机,对于社会各界人士的诊断,但愿中国政府的官员们不要变成蔡桓公才好。

No.5 财政预算不应有其他支出

《新京报》,3月9日,作者:姚中秋

(原文摘录)法治财政、公共财政的首要原则是:取之于民的每一分钱都应得到民众同意,用之于民的每一分钱同样要得到民众的同意。民众直接同意在技术上难以做到,那就应当得到其代表的同意。而人大代表们表示同意或反对的前提,就是清清楚楚地知道,政府准备花多少钱,把钱都花在哪些项目上。

因此,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的时候,必须尽可能详尽地列出各个部门支出的具体事项与金额。越具体,人大代表越可以按照财政服务于公众、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标准,来准确地评估各个部门安排的资金之用途、金额是否合理。同时,经过如此审查,钱到了相关各级行政部门手里,也不大容易被随意花掉。

而类似科技部这样“其他支出”占了预算1/3的情况,只会给相关行政部门以过大的开支自由裁量权,必然大大增加财政资金被浪费、挪用的风险。预算本身的含糊其辞,没有明确而具体地指明开支项目、金额。相关行政官员少了一层约束,自然就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资金使用。

【推荐理由】本文属于常识普及,但遗憾的是:最需要普及的居然是政府。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那么就应该把怎么花纳税人的钱这项权力完全交给人大,让各个政府部门去向人大申请,这才符合我们的制度设计,同样也符合现代政治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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